环保部：北京污染物都从周边来说法不现实

原住民承担了开发矿产资源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环境损失，他们当然有权获得补偿。

另一方面是一解析法律内存的意义为目标的‘客观论。[46]根据前文对第19条变通对象的分析，笔者认为以自治法规变通司法解释当无疑义，关键在于是否必要——司法解释往往针对某个特定法律问题，而相应的变通能否支撑起一部完整的自治法规的篇幅值得深思。

而当该法律关于变通规定的被授权主体不属于自治机关范畴时，则只能通过专门的变通规定实现。[24]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7页。在实践中，如果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包揽自治州、自治县对刑法的变通立法权，既可能造成省级人民代表大会难以胜任而缺乏现实可行性，又会因为省级人大代表对自治州、自治县变通刑法的合理性、必要性缺乏了解而盲目地行使立法权，从而缺乏程序上的合理性（刘之雄、覃芳：《刑法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立法权应重新配置》，《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5页）。[68]第二，同样是乔晓阳主编的针对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释义中指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以下两个方面对法律、行政法规作出变通规定。[62] 目前学界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变通只能通过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两种规范形式来行使，[63]而由于目前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综合性和专项性方面的分野，因此变通规定在性质上应当归属于单行条例。

[54]其三，《立法法》虽然没有提及补充规定，但其变通规定的提法亦存疑。此外，立法实践也对前述相对狭隘的判断提出反例。如此，既可以避免人民法院僭越有权机关职权，又可以更大的保障公民的人权。

明确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和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是共同被告。什么权益可以起诉？修改前行政诉讼法规定可以起诉的范围基本上限于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已的人身权、财产权，对原告资格进行了较严格的限制。原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 进入 刘志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权 行政诉讼法 。诉权的产生、发展史恰恰彰显或暗合了人性的三大要素，体现了人的自然需求、社会需求乃至于精神需求。

新法第十五条中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⑨] 新法，代指2014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即新行政诉讼法。

[16] 其次，在维护公益方面，行政诉讼制度应要有回应社会上诉权与声音。也就是说，人权保障与人权司法保障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前者是指实体意义的人权保障，后者是人权在司法领域中如何救济的问题。那么，人权这个实体意义的权利，很难自身说话，行政是否保障或侵犯了人权，也无规范意义上的程序救济与评断。一是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

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又次，在救济权益的范围方面，为了保障公民的诉权，行政诉讼应规定凡行政行为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都可以提起诉讼，不应附加权利类别因素。这是按照行政诉讼立法的目的来表述的。针对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问题，2014年新行政诉讼法有明显的进步。

行政诉权的旨在于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公民诉权，进而应扩大保障相对人行政诉权的原则作为新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有助于人民法院正确地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和当事人依法参与诉讼，行使诉讼权利。立法是思想和观念的交锋与妥协，是权力和权利的博弈与平衡，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与限制国家公权力滥用。

人类精神赖以生存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有诉权的存在，剥夺人的诉权，就是对人的精神的虐杀。这我郭行政诉权的法源，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人权司法保障是行政诉讼定位中的核心，是完善新行政诉讼面临的首要问题。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作出原则要求，同时强化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的要求。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或主要目的仍应定位于通过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已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长期实践所充分证明。人权司法保障是行政诉讼的目的，因此需要先论证行政诉讼的定位。而这一切显然是忤逆人性与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因此，将保护行政诉权作为人权原则来对待，从行政诉讼立法到司法、从制度设计到实践落实都将诉权放在重要的地位，并将之作为完善新行政诉讼法的方向和目标。

新行政诉讼法第二至第十条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但从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列举式规定，对于诉权的保护还远远不足，故应将保护相对人诉权的原则，作为行政诉讼的指导思想，并使之成为人权保障原则。目的是尽可能地扩大受案范围，解决立案难。

8、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7、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但在现实中却存在着因公权力行政主体作为或不作为，并未损害某一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益，在结果上却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严重后果。新行政诉讼法第 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

[14]再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审查范围，这样的受案范围更能体现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新型关系，加大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所有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都无一例外地有尊重与保障人权的义务。对此情形，一般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很难获得救济。其次，诉权的要义是人们为何可以进行诉讼。

同时，不同的国家机关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与功能有所侧重。这种本质需要往往外在化为人的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因而人性也是由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三大结构性要素所构成。

再次，在受案范围来说，为保障公民行政诉权，受案范围应采取概括式的肯定规定加排除式的列举规定方式，加大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从程序法来看，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在于解决行政争议、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四是关于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合法权益纳入受案范围问题。换言之，在行政法关系中，行政主体是国家公权力的体现，既是执法主体，也是保护相对人权利的义务主体。

在新行政诉讼法中应明确规定，公民有权就行政争议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诉权可以满足人们进行诉讼的那些需要。从广义角度，人权法是指散见在我国以宪法为龙头、包括行政法及行政诉讼法等的一系列的具体人权规范和法律体系。[16]参见应松年：《完善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法修改核心问题探讨》，《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7-8页。

新行政诉讼法应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认为立法法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之间不一致或者有违法情形的，一方面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立法法规定的程序转送相关有权机关作出裁决、改变或者撤销。产生纠纷后, 应该允许纠纷主体有权利去诉，即提出自己的诉求与主张，更是人性中的社会属性使然。

5、完善执行制度，解决执行难。其次，辨析了人权保障与人权司法保障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前者是指实体意义的人权保障，后者是程序意义的人权司法保障。

因此，有必要跳出民事诉讼法学之外，探寻诉权蕴藏的人权法理，以打破诉权研究的局限性。[③]从人权到人权法，则进入规范范畴。